对官员而言，国企是合法套现权力的主要渠道，也是较为隐蔽地权力寻租的媒介。

虽然十六大两个毫不动摇还是提出来了，但国企部分，毕竟还是改革是主基调，内容很多。《决定》的主要亮点，在他看来主要是纲，其中关于经济改革有两句话最重要：一句是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另一句话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

房产税和物业税非常重要，而且可以收到钱，因为中国有180万亿的居民净资产，其中100万亿是房产。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来源，因为如果债务创造这么大的货币，会带来资产的膨胀和货币的膨胀，这是未来肯定要约束的。居民部门的资产是180万亿，其中地产差不多100万亿，可支配的超过60万亿。三种移法，地方移给中央，政府移给居民，国内移给国外（即通过人民币国际化去引入廉价的资本）。我们稍微区分一下，其中银行贷款、债券、影子银行（主要是信托）和代建，分别占比是50%、17%、14%和15%。

在这里，我们考虑的是全国平均水平，不是地方的，有一些地方的杠杆比较大，财力比较弱，还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对比2012年底时，中国五级政府债务规模大约28.5万亿，其中中央政府11万亿，省、市、县三级政府16.5万亿（含2万亿BT代建），乡镇政府1万亿。如果中央继续推卸其应当承担的责任，地方仍然会去寻找各种经济资源。

《决定》强调的公有制财产权不可侵犯和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应当是为了解决内部私有化的问题。上海自由贸易区规定要具有可复制性。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公民权，这个公民权应当是由全国性的制度，而非地方性的制度作为保障的。这次全会强调要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改革要不就是中央下放更多的财权给地方政府，要不就是把更多的地方责任集中到中央，达到财权和责任之间的对称。这次改革之后，财政能力大大向中央倾斜，地方财政能力急剧下降。

国有大型银行的服务对象是大型国有企业。没有结构改革的利率自由化，只会有利于国有银行，导致更高度的垄断。这要求中央政府能够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尤其是跨区域的公共服务。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的社会流动程度会越来越高。

经济领域的第三对关系就是农村与城市的关系问题。为了解决这个不对称，地方政府到处找钱。如何让农民分享现代化成果，的确是解决城乡分割的主要问题。不过，因为各种制度因素，尤其是户口制度和土地制度，农民仍然处于中国社会的边缘地带。

随着三中全会对这个范式的肯定和重申，相信这个范式会继续推进。一般的情形是，中央制定政策，地方执行，但中央不给钱，钱是要地方自己出的。

近年来，中国各界对这个问题已经讨论很久，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就是没有去面对它、解决它。这次《决定》强调要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主要是针对中央地方关系的，即中央和地方在责任和权力问题上要理顺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力量，并且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例如，中国正在努力建设和东盟（亚细安）自由贸易的升级版，同时对TPP等新型的高标准贸易组织抱开放和积极的态度。再者，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开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到今天仍然没有确立起来。市场化的改革除了要用法律形式，来规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之外，还需要其它经济制度的支持，包括财政税收、金融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等等。如果金融系统的结构性改革不能到位，也就是说不能确立中小型民营银行（或者国有银行），那么中小型民营企业还是不能得到服务。《决定》继续开放政策，并且决定要通过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和扩大内陆沿边开放等方式，来推进更全面的开放。

近年来，土地财政对各级政府的贡献，也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前提的。应当说，这个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中央手中。

像中国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并且地方差异巨大，实现公民权有很长的路要走。无论怎么说，农民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并且在各个阶段都做出了最大的牺牲。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重新改革1994年以来的分税制。1994年，为了扭转财政过于分权的局面，中国进行了分税制的改革。

经济领域的第四对重大关系，是内部改革和对外开放问题。要使得户口制度改革更具有意义，还必须和城市体制改革，尤其是城市化或者城镇化结合起来。尽管三中全会把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提高到同等重要的地位，但非国有企业这种理论上的地位，需要体现在制度层面。多管齐下改革户口制度 再者，《决定》也强调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

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大大推动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但农民本身并没有获取很大的利益。这次《决定》又强调，在推进现有试点（即上海自贸区）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区（港）区。

根据这次《决定》，中国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制度。国有企业的这种中国特色必须加以改变。

除了向银行借钱，搞各种债务，地方必然继续向社会攫取财政资源。城市越小，户口就越开放。

可以说，农民参与到了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但没有享受到现代化所带来的利益。否则，给予农民一个小城镇的户口，意义并不大。全国统筹的公共服务 这次从《决定》所述的重塑中央地方关系的内容来看，中央政府一方面会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税源，从而是更大的财权。城乡二元分割是个老问题。

同样，中国也需要建设数量众多的微型银行或者金融机构，为微型企业服务。尽管中央政府也要求国有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但因为不符合经济逻辑，中小银行得不到所需要的服务，微型银行更不用说了。

在很多年里，土地成为地方收入的主要来源，与土地有关的问题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中央本身也势必承担更大的责任。

在经济领域，另外一对重要关系无疑是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有一点很清楚，如果这样的结构改革不到位，光强调利率的自由化，结果会更糟糕。